李克强总理在评价创客时,我国900多所本科院校的校训只用了600多个汉字

 通讯产品     |      2020-05-06 22:47

  伴随着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强大,气候变化和社会公正等环境、社会问题却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前两大关键挑战,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上升为更多利益攸关方战略性地加以重视的议题。从中国来看,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该议题的重视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只管金山银山,不管青山绿水”;“没有青山绿水,就没金山银山”;“青山绿水本身就是金山银山”。前两个阶段,“青山绿水”要么被置之度外、要么只是手段,只有到第三个阶段,其本身才可能真正成为目的。“十三五”规划即将正式、系统开启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是更加尊重经济规律、生态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发展焦点将是塑造和维持一个活力和创造力迸发而且发展成果为成员公正分享、真正可持续的社会。

  “博学、厚德、笃行、求实、创新”——媒体分析发现,我国900多所本科院校的校训只用了600多个汉字,用其中十大高频字进行组合,即可组成中国大学最通用的校训。校训撞脸,折射出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的局面。

  羊城晚报3月6日02版讯(周云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时指出,2014年我国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众多“创客”脱颖而出,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这是创客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对于创客一直都很重视,给予很高的评价。2015年1月4日,李克强就考察过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体验各位年轻创客的创意产品。总理现场评价说:“创客充分展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和创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熄引擎。”   创客这个词汇,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很陌生。但事实上,在设计制造等领域,创客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推动行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创客能够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正是体现了他们的影响。   大家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评价创客时,使用了“创新”、“创造”、“创业”以及“活力”等词汇,这些正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词。事实上,促进经济发展有很多种方式,过去那种粗放的、政府主导、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单纯从增长速度来衡量,也是有效的方式。但这样的增长方式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正在显示出来。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方式是难以长期维持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进行转变。   而在创客身上体现出来的“创新”、“创造”、“创业”和“活力”等特质,代表了经济转型的方向。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场“全民战争”,需要发扬群众路线。也就是说,要想方设法调动每一个人的智慧和积极性,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要让每个人的付出有所回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有这样,全民的智慧、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充分激发,经济发展才能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中国经济社会才能够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发展,每一个社会成员,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创客正是这样一种把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的完美方式。   要让创客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需要创客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的扶持包括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直接扶持是指在政策、资金、场地、税收等方面给予诸多优惠;间接扶持则是指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把各种诸如垄断、权力寻租一类的破坏市场秩序的现象予以清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间接扶持更为重要。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跟创客有着同样作用、影响和处境的个人、企业以及其他机构还有很多,他们同样需要关注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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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先进,设备精良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

2014年起,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做职业教育,这些高校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CFP

转型迫在眉睫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按此建议,“十三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将在“特色”和“水平”上重点突破,千校一面的尴尬局面将逐步扭转。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期望,在前不久举行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他们纷纷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30多年来,国家经济总量、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个人财富与企业财富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例如,截至即将收官的“十二五”时期,中国研发投入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世界第一、实际使用外资全球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城镇化率超过50%、GDP稳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第三产业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偏粗放型的快速经济增长模式在南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继而又被各地“无师自通”、快马加鞭地加以竞争性/攀比性复制。这种模式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比较优势为指导、经济效益为导向、高度(甚至过度)强调经济理性主义和个体短期快速物质积累。该模式下,相较于主体生产激励系统与金融财富积累等“快变量”“肆虐”般的进展,市场主体性(例如,内控毅力弱化、缺乏初心直面和坚守、过于受控于外部评价和认同)、主体修养(例如,物质丰裕和精神品质、幸福指数发展不协调、共同体和责任意识淡薄)和市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规制体系建设)等“慢变量”的发展则明显滞后。如此一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及内部三大动力之间)与环境承载力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方面不断累积起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压力(例如制造业内全国性、长期性的“三高一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转向中高速(高位下行而非低位下行)、价值链环节拟转向中高端,产业/企业(包括在华跨国企业)在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平衡方面的压力和困境却正加快到达(个别地区甚至已经达到)更加敏感的临界点。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成本、资源、生态、社会压力大量积累、冲突燃点不断降低、职业压力大幅提升、心理健康越发堪忧,“铁血工厂”文化氛围之中、身心俱疲之下的员工离职、跳楼自杀、高管猝死屡屡发生,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国际社会认同和尊重亟待加强,这给中国企业的效率提升及其永续经营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亟待开发的战略性机遇。

建设科学的评价体系

尤其典型的是,“耕地换增长”型工业化、城市化挤压下,一些粮食传统“主产区”因为耕地荒芜、土质退化和地力衰减等原因竟然也面临非常严峻的缺口(粮食安全)压力。按照时任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2015年9月20日的介绍,中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两大两低”(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为典型特征的亚健康状况,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超过40%(例如东北黑土地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北方土壤盐碱化),到2015年,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耕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超过19%。

  “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程有两个重要特征,即项目驱动和指标牵引。”全国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指出,项目推动和指标牵引的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也造成了高校办学的同质化趋势。高校围绕各种专项计划和评价指标长期激烈竞争,很难结合自身传统优势和社会需要专心办学,走特色发展之路。

然而,即使在当今国家经济社会环境立体压力重重之下,依然有不少企业仍然执迷于物欲的满足和纯粹盈利的追求。例如: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旺盛、国家/民族大义淡化、资本化及其逐利本性肆虐、义利并举“口惠而实不至”下商业伦理式微/竞争无序/山寨成风、触目惊心的欺诈哄骗、不负/推诿环境社会责任、下意识比较/攀比/炫耀横行、纷繁复杂的社会暴戾和焦虑等。在生产规模、城市规模快速膨胀、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营销平台不断高档化、产品价格趋于高企的光环背后,却在质量、安全、健康、环保、亲和性、效率性等方面依然萦绕挥之不去的阴影。另外,商家方面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用户方面狂热的消费主义相互激荡、相得益彰:商家穷尽一切手段激励用户过度消费、频繁消费、多多益善、越快越好,全然不顾更多花费、更多浪费对用户消费剩余及所处环境带来基本上不在商家考虑之列的不利影响。

  评价体系是高校办学的“指挥棒”。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马德秀说,当前对高校的评价标准看重的是数量、规模等显性指标,未与质量、贡献挂钩,导致有的院校急功近利“专升本”,有的追求“学院”更名“大学”等。

企业急需变革获取、分配利润的传统逻辑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说,现在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大学,评价简单化、一刀切,学校苦不堪言,走特色发展之路的积极性也被抹杀了。她说,建设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的当务之急和重要切入点。

照王敏、黄滢在《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一期发表论文所称,长期来看,在未来强有力的环境政策驱使下,中国经济完全可能依靠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实现高增长、低污染的绿色增长。但是张艳磊、秦芳、吴昱在《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却依然发现,尽管没有被征收排污费的中国环保工业企业获得更高销售增长率,短期内那些被征收较多排污费的工业企业却仍存在以污染换取更高销售增长率的现象。从国际上看,企业主导的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开展需要得到公正贸易的保驾护航。TPP、TTIP、RCEP为典型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正在重构,竞争者保护(公平竞争)、投资者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基本导向,各国/地区必须采取可持续发展理念、政策和实践去塑造面向未来、更加文明和体面的国际竞争软实力。

  陈群建议,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改革评估方式,强化综合评估,延长评估周期,优化评价体系,尤其要科学地区分投入和产出指标,使得高校可以在一个建设周期中,专注于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

这些挑战实际上反映出,以用户为代表的利益攸关方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开始提出日益显性(explicit)的综合诉求,可持续性已成为利益攸关方追求更可持续的生活或生产方式时决策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相较而言,在中国,在政府主导、高度计划经济的年代,这种诉求及其回应更多内隐在各级政府/国有企业制定的相关政策之中。例如,政府规制及企业制度政策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嵌型考量越是周全,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显性投入可能就越少。企业在公司制度和政策中对雇员社会福利的内嵌型考量越是周全,企业对雇员所在社区的显性投入可能就越少。如今,尤其是在市场化不断深化、制造和消费迅速变革的中国等新兴(转型)经济体,借由商业整体上变得更加互联化(企业日益互联互通、相互紧密依赖)、共享化、共(同)体化和透明化,企业不能寄望于采取“单边主义”做法,继续与利益攸关方进行排他性、独占性对抗以最大化个体的绩效(“胜者为王”、“赢家通吃”等思维下的“明星”选拔和分配机制),而是要采取“多边主义”做法,全景式、前瞻性地观察和思考更广泛的环境、社会变革以及与更新环境、社会诉求回应相匹配的商业秩序,并在其中探索能同时抵充负面环境社会影响或产生正面环境社会影响的绿色普惠商业发展模式(及路径)、参与构建和维持包容性特征显著的“钟形”选拔和分配机制(“胜者不欺”、“互利共赢”等思维)以真正有效掌控自己永续的命运和前途。

  针对高校众多、定位趋同问题,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建议建立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规划,实行分类指导、支持和评价,引导高校找准目标、凝练特色、对接需求,在不同类型上各安其位、各展所长。转变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让高校能够依法办学、沉下心来办学,关键是做好三个“放权”:省级政府及部门向高校“放权”,高校向教授“放权”,同时也建议中央部门向省级政府“放权”,如院校设置、高等教育招生应“学术型”和“应用型”并举计划、学位点评审、学科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