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我校自愿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  闻邦椿的老家在新河长屿

 印刷出版     |      2020-03-13 05:28

为更好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经申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我校自2002年起作为北京市首批自愿无偿献血试点单位之一,改变以往的计划指标献血管理模式,采取献血车定期进校园,完全自愿无偿献血的方式。三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坚持育人为本,努力创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所体会并积累了一些的经验。

今天,“国学”正在以空前的热度与速度浩然兴起。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出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现在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始见于西周,原义指由周王朝开设的专供“国子”就读的学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级学校。此义沿用至清,凡历代朝廷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等,均可称之为“国学”。 现在所用的“国学”的概念,出现于“西学东渐”之后,约二十世纪初,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梁啓超曾擬辦《國學報》。一九零九年,南社发起人之一高旭发表《南社启》,其中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夫人莫哀于亡国,若一任国魂之飘荡失所,奚其可哉!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尤可贵者,断推文学。 这里的“国学”就是指中国传统学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把“国学”与“国魂”、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学”是“国魂”的载体,“国魂”则是国家的精神命脉,亦即民族的文化精神。 那么,“国学”与人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通俗地说,“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比“国学”要大:“国学”偏重于学术,所谓学术,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形态,成为一种学说或者学问;而文化除了具备理论形态的学术之外,还包括各种不具备理论形态的文化现象,如一些自然形成的、带有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能视为一个概念,但关系极为密切:文化包含学术,学术可以说是文化中的自觉的、理论化的部分。所以在不很严格的意义上,“国学”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通用。例如,台湾出版的一套《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在大陆出版时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 学术界目前所讲的“国学”,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的外延是很广泛的,除了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及儒、道、释之外,还有中医、武术等等。其中如中医、武术、国画等部门,一直就有人在作专门的研究。目前广大人文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指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即集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部分,或可借用上述高旭的说法,体现“国魂”的部分。具体说来,就是儒学、道家学说、佛学,或用现代学科概念所区分的传统哲学、伦理学、文学等。怎样看待当前的“国学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国学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 高旭上面那段话,从“存国家”说到“存国魂”,从“存国魂”说到“存国学”。这表明,复兴国学的呼声,是在二十世纪初,同民族复兴的浪潮一道兴起的。因此,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主要历史课题是民族复兴的话,那么国学的复兴就是民族复兴这个历史课题的题中原有之义,是这个历史课题本来就包含的一项重要任务。 只是,复兴国学这项任务的真正实施和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一个主要条件,就是中华民族必须走出极贫极弱的困境,在国力上站起来;这是民族复兴的第一义。虽然说“强不必良”,“弱未必恶”(梁漱溟语,见《漱溟卅后文录》),但是,一个贫穷落后、乃至濒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它自己没有能力复兴它的传统文化,别人也不会尊重它的传统文化。就后一点来说,近代以来,一些一向学习中国文化的亚洲国家相继转向西方,声言“脱亚入欧”,就是明证。所以,不在国力上站起来,就不能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能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复兴,只有在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以后才能真正得到弘扬。 而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日益扩大,汉语及以汉语为文本的中国文化与学术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中国人自己也有了越来越强的复兴传统文化的要求和信心。当前的“国学热”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只是近几年更加升温而已。 可知,现在“国学热”的兴起,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从民族复兴的层面来说,它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继续,是中华民族真正以中华民族的身分卓立于世界所必需完成而又尚待完成的历史使命。从文化发展的层面来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只不过因为客观形势不同而侧重点有所转变而已:在当时改制救亡的紧迫形势下,侧重点不能不是批判地反思;在今天已经走上富强之路的形势下,自应着重于从容稳健地分析、继承。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曲折前进的同一条道路。 但当前的“国学热”也带有相当大的“虚热”的成份。任何一种“热”,都会招来许多凑热闹的人;在市场意识高涨的背景下,任何一种文化动向都会成为一种“商机”。而今天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又具有空前强大的造势功能。这就使得当前的“国学热”显得特别“热闹”,也特别虚浮。 其中有虚张声势的“国学培训班”,一共上三天课,外加一次台湾三日游,学费9万8千,招生对象是“全球各行业的商界领袖和政界精英”。 有实用主义的“国学研究”,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地从古代著作中寻找一些似乎与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热门行业沾边的的内容,以便使国学同市场经济“接轨”。 有世俗化的国学讲座。未必真正研究过国学,却在电视台大讲国学。主观随意,东拉西扯,但求耸动俗听,不问是否正确。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实事求是之心。 有的干脆就是“恶搞”。如一篇名为“越来越像芙蓉姐姐的国学有什么前途”的网上文章所举出的:有个古代文学博士写了一本名为《大唐第一蛊惑仔李白实录》的专著,有个导演排了一出恶搞、开涮经典《红楼梦》的话剧,诸如“司马相如劫财劫色,涉嫌包二奶”、“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之类的奇谈怪论亦层出不穷。 王元化先生针对“国学演讲热”指出:“将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到大众中去,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演讲的内容不能脱离史实,不能胡编乱造,不能媚俗、低级,不能把个人观点强加进去。”这里所说的几个“不能”,大概正是当前“国学热”中的几个“强项”。 如前所述,我们是从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角度来看待“国学”的复兴的。想到中国曾经有过的领先于世界的文化辉煌,想到近代以来几乎亡国灭种的历史悲剧,想到几代有识之士探索中国文化振兴的艰苦历程,在我们的心目中,“国学”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一个娱乐的话题、一个可以拿来调侃的话题。我们的水平、能力有限,不能保证一定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但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绝不会与这种庸俗化的“国学”虚热同流合污。对“国学”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 对于民族文化,历来有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看似相反而实则皆谬的态度,至今仍应注意避免;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在发展中继承。 这似乎是老话,但话老理不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任何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大致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基本精神,另方面是一些具体规定。前者往往具有长久的、乃至永恒的思想价值,后者大多只适用于当时的历史状况。例如中国古代的“礼”文化。什么是“礼”?《礼记》上说:“礼者,始诸人情,因人情之所安而为之节文。”大意是说,礼的根据是人的情感,礼就是为了使人的情感得到适当的抒发而采取的一种文明得体的表达方式。这是对礼的本质的一个十分精辟的说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丧失它的正确性。但《礼记》中还有许多繁琐的礼仪规定,这些规定大多早已过时了。如谓“叔嫂不通问”,这样的“礼”岂能搬到今天?其实,古代就已经有人对这样的“礼”发起了挑战。魏晋名士阮籍,嫂子要回娘家,他去道别;有人指责他“非礼”,他回答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意思就是:我根本不接受这样的礼。仅此一例即足以说明,我们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只能批判地继承。 而且,这也是中国文化史的深刻教训。中国和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在清末沦落到那样衰败的地步?是清朝统治者丢弃了传统吗?显然不是。当年,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 清朝始终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还先后封了多位“理学名臣”。为了维护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既压制内部的革新思想,又封锁与外部的文化交流。正是清王朝长期奉行的这种孤立自是、一味复古的文化政策,阻断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清末那种腐朽衰败的局面。致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得不在内忧外患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进行“苍黄变革”。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只有批判地继承才是真正的继承,也才能真正地继承。因为只有批判地继承才能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使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否则,一味固守,盲目自是,只能导致传统文化的僵化、腐朽以至衰亡。 所以,鲁迅在当时就明确提出:在古与今的关系上,应该瞻前顾后,继往开来,“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塗,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在中与西的关系上,应该审己知人,取长补短,“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已,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中国,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总之,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自觉取舍,开辟一条发展中国文化的独特道路。 在对待“国学”的态度上,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以儒家守门人的姿态维护儒学,竭力为儒学护短。这种现象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粹主义,但作为一种倾向不能不说接近于国粹主义。例如,有人为了维护儒学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文革”扯在一起加以否定: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声泪俱下地控诉文化革命思想改造对人的精神摧残的同时,却能够津津有味地欣赏“改造国民性”的伟大意义。……同样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人们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仍然对“五四”寄托着无限的未来希望,完全不愿顾及这两场思想文化运动之间有什么相互联系。(见江苏教育出版社《启蒙的反思》) 对于这种说法,黄克剑先生指出:有的人甚至按自己的逻辑把“文革”的账也挂在“五四”后面,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实际上,“五四”所要求的宽松得多的人文创造氛围是“文革”无从容忍而要彻底否定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应当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纪里真正对国学有所创发而终于自成一家气象的人,几乎无不受惠于“五四”所开出的划时代的人文精神背景。……新“国学”,当然有其“国学”的固有之源,但这“新”的时代风采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五四”。人——作为价值主体的赋有自由意识的个人——是因着“五四”而在中国再度昂起它那高贵的头颅的,往后的中国文化史永远避不开由它折转来的人性之光的辐射。(《回到“我”自己,回到“人”》) 有人总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一位老一辈的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面目更加显露出来。(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两位学者都是尊重儒学的,都对儒学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他们的态度是客观而公正的。 那些竭力维护儒学的人,似乎也抱着儒家经典“句句是真理”的意识,刻意要为儒家某些未必是真理的言论作出正确的解释。且举一例。《论语》中有两句人所熟知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有人是这样解释的:“民可使由之”,“是老百姓,只能让他们按照他们的存在方式去生活”。“不可使知之”,“是警戒君王,不要迫使老百姓去接受君王的意识形态,不要强迫他们接受你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的东西,……这是断断不可的。”(见江苏教育出版社《启蒙的反思》) 如此诠释,孔子这两句话自然显得非常进步,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古代文化经典的文句往往比较简约,又因时代久远背景不清,因而为后人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为经典的诠释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上面这两句话就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断句,而每种断句又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诠释。但这种诠释空间也不是无限的。既然是诠释,就应该遵守两条基本规则:一是必须有一定的根据,二是不能违背基本的逻辑和语法。按照古汉语的常例,这两句话中的“之”,即“可使由”与“可使知”的对象,应该是指同一个、或同一类事物。有的学者即诠释为:“可以让老百姓依礼而行,不可以让老百姓纠缠在繁多的礼仪知识上。”(黄克剑《〈论语〉解读》)虽然把“可使由”与“可使知”的对象诠释为“礼”尚有可议,但毕竟是诠释为同一个“礼”。《孟子•尽心上》有一句相似的话:“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有注家释曰:“终生都顺着这条道走,却不知道这是条什么道。”(中华书局《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本)虽然这未必是唯一正确的诠释,但也同样是把“由之”与“不知”的对象都诠释为“这条道”的。而上面那位儒学维护者却把“可使由”与“可使知”的对象解释为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完全违背了古汉语的常例。 在“国学热”的氛围中,尽量把国学、特别是儒学往正确的方向去解释,回避乃至否认儒学的局限,不肯乃至不准说孔子一个不字,也会成为一种风气。这在近来出版的一些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中已经初露端倪。在学术问题上,一个真正的学者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严肃的态度,决不应随风而动。 我们尊重中华民族的精深独到的文化智慧,我们愿意认真发掘和深入理解这种文化智慧,做这种文化智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但我们不是国粹主义者,我们不是儒教的信徒,不做儒家的守门人。弘扬国学的目的是什么? 弘扬国学的根本目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谈到弘扬国学的目的,首先需要明确文化与人的关系。人是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目的。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对象。而作为人的创造物的文化,被创造出来之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就成了外在于人的存在。文化不会自动地与时俱进,不会自动地适应人的需要而发展变化,因而时过境迁之后也会反过来成为人的桎梏。这就是文化的异化。所以人必须从自己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适时地调整文化、修建文化。实际上,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发展、文化革新,都是首先回到人,回到现实人生。今天我们弘扬国学的目的,也是为了人。具体而言,就是为了今天中国人民的全面发展,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民有更加幸福、更加健全的人生。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 而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又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有的是中国的特殊问题,有的则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世纪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现代文明”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会对世界的文化建设作出我们的贡献。 如西方学者所说,“现代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是“一味地想通过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加人们的物质享受”(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后现代文化》)。这种文明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精神文明的失落、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现在,“现代文明”已经到了必须认真地从根本上进行反思的时候。所以有西方学者提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将会出现又一个轴心时代,以便为人类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重新定向。”(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后现代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可以“为人类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系统重新定向”提供宝贵的思路。 许多学者已经谈到,国学、特别是儒学,对于制衡“现代文明”的片面的实利主义,加强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儒学是所谓“立身成德”之学,其中包含许多弥足珍贵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箴言,可以有效地提高人的人文教养。下面这位厦门松柏中学语文教师林采凤的谈话,或许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先我发现我班上转学来的台湾学生,他们传统文化的修养比大陆学生要好很多,很有礼貌,就想,是不是他们的语文教材和我们不一样,便委托学生放假时从台湾买教材回来。也是经过仔细比较,我觉得《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最适合用到选修课里。 我2006年9月开始在高一年级开这门选修课,学生们很感兴趣,一年结束后,不少学生都问:为什么不再上这门课了?只是一年,我能够感觉到这些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变得明辨是非、温文尔雅了;校长不止一次在行政会上表扬这个年级的学生有礼貌,懂事、很少有打架斗殴的事。我觉得是传统文化教学生们立身处世、做人做事的。(见新华出版社《国学基本教材》附录) 有人觉得,人文教养既不能直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能直接带来GDP的增长,似乎无关紧要。其实大谬不然。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的价值观念能够深入人心,那类明知三聚氰胺有毒还要掺入婴幼儿奶粉的“见利忘义”之事就不大容易发生;而如果各行各业的人都具有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人文教养,整个社会的面貌就会大大改观,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美好得多。人文教养本来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优势重新发扬起来,让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健康、更干净,让中华民族成为既繁荣富强又有高尚道德的民族? 近来,为了拯救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存在和发展的“现代文明”,国际社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设想,这无疑是一种大有希望的设想。但真正建设“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种种技术手段,还需要根本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一种新的哲学。而中国传统文化正可以为这种新的文化模式、新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例如,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何谓“仁”?“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得其所,如己之不得其所。”(王阳明《书王嘉秀请益卷》)简言之,就是“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阳明曾对此作过详尽的说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 这里把自己与世间所有之人、天下所有之物视为一个息息相通的生命共同体,对世间所有之人、天下所有之物都怀着一颗顾惜、关爱之心,没有统治欲,没有占有欲,甚至没有今人津津乐道的竞争意识。这样的“仁”,不仅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也超越了狭隘而又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论”。这是一种宇宙情怀,一种天地境界。从这种精神境界回视那种“一味地想通过对自然的技术统治来增加人们的物质享受”的文化思想,后者就未免显得极其狭隘而偏执了。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生态文明”所需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的雏形。 所以,不是在向后看的时候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多么伟大,恰恰是在向前看的时候,向人类文明应有的明天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从遥远的过去投来了一束照亮未来的光芒。 总之,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已经同中华民族一起,走出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的低谷,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的起跑线上。它将作为宝贵的思想财富整合到当代中国的文化系统中来,它的基本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溶贯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它不仅会使我们民族焕发出渊雅和悦、魅力独具的人文风采,而且会对人类创建超越现代文明的未来文明做出卓越的贡献。它正蓄势待发,即将以其“辉煌之旧有”刚毅稳健地走上“光明之长途”。这就使国学的今天。(本文是在大连理工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学术报告)

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类,每时每刻都离不开振动,例如心脏的搏动、血液的循环、肺部的张缩呼吸、脑细胞的活动以及耳膜和声带的振动等。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能合理地利用振动能为人类造福。闻邦椿,就是研究有益振动的人,他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振动应用学科。

一、转变观念,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无偿献血。

  人物简历

在以往的计划指标献血管理模式中,学校每年都发给学生一定的现金补贴。但由于是一种行政命令方式,总会遇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阻力。这次作为自愿无偿献血单位,应实现真实意义上的无偿献血――无补贴、无休假、无特殊待遇。是完全取消现金补贴,还是继续保留或逐年递减,一开始我们心中底数不大,有些顾虑。如取消现金补贴,担心学生不能完全接受,影响献血工作的顺利开展。后经我们认真讨论并进行综合分析,认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比较扎实,学生处和校团委在学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学们热心公益活动,政治素质好,有热心助人的优良传统。只要工作到位,相信会得到理解和支持。取得了共识后,经学校主管校领导批准同意,学校决定取消现金补贴方式,改为发放纪念品的形式,作为对学生的精神鼓励。我们的具体做法是:1、成立学校献血工作领导小组,主管校长为组长,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统一协调献血事宜。2、献血领导小组向全校下发了“关于做好我校自愿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此项工作。3、加大献血知识和献血意义的宣传。一是校电视台、学生电视台分别播出献血知识录象;二是校红十字会和团委联合出版志愿献血专刊,下发到每个学生宿舍;三是各系辅导员对学生们宣讲无偿献血的意义和注意事项,要求干部和党团员带头献血。由于宣传工作深入人心,使同学们真正了解了无偿献血是一种崇高的奉献精神,是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是社会进步的需求。大多数同学不计较有偿无偿的区别。给别人生命的希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学生们踊跃参加献血。2002年,我校是北京市偏型无偿献血试点,每当北京市急需调配血源时,我们都及时组织了相应的人群去献血,满足了北京市调配血源的需要。

  闻邦椿,原籍浙江温岭,1930年9月出生于杭州。他是机械动力学和工程机械专家,力学教育家,现为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等。他系统地研究和发展了振动学与机器学相结合的新学科“振动利用工程学”,并在转子动力学、机械动力学以及工程非线性振动等诸多领域也卓有建树。

二、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开展

开创了振动利用工程学科

一年的试点实践使我们坚定了信心,我们体会到,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是高的,有较高的悟性和崇尚奉献的精神。只要宣传工作到位,学生便可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如何使献血工作能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成为一项经常性的轻松自然的工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多方位利用媒体,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力度。实践使我们认识到,献血知识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为此,我们在红会网上宣传献血知识的同时,还在每次献血日前向学生宿舍发放献血宣传品,在采血地点摆放宣传板,在校报上刊载献血动态及有关文章。特别是在北京市献血办组织参观了香港、深圳血液中心后,我们深受启迪。献血开始前我们从人性化的角度制作了新的宣传板,如“捐血救人,功德无量”、“捐血救人,多施多福”、“明天是献血日,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期待您的加入”等,收到很好的效果。考虑到现在大学生对圣诞节感兴趣,我们就在12月23日向全校散发了“平安夜献血―-奉献爱心的人们,我们为您祈福”的宣传品,亲切的语言感动了同学们,第二天的献血人数达到223人。

  闻邦椿的老家在新河长屿,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闻国椿,现在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教授。兄弟俩在新河读了三年的私塾,又在横湖小学念过一年小学,后进入了新河中学初中部。1950年末,参军后复员回乡的闻邦椿,考取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机械系。

二是用周到热情的服务,创造温馨的献血环境。我校的采血地点设在学术交流厅,环境不太理想,为了让献血的同学感到舒适、温馨,我们就在献血流程上下功夫,细节上做文章。献血过程中热情接待每一位前来无论是献血还是参观的同学,耐心地讲解献血知识和应注意事项。在同学们献血前后及时为他们送上补充体力的糖水和食品,周到地照顾每一位献血的同学,并对他们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奉献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谢意。周到热情的服务和人性化的工作使同学们深受感动,同时也使他们体会到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献爱心行动的充分肯定,从而调动了踊跃参与献血活动的热情,打消了顾虑,坚定了信心,对我校献血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那时在国外,多种振动机械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的各个部门,我国也迫切需要发展和推广这一类新机器。于是,闻邦椿迎难而上,建立了振动利用这个新学科。为了研究这一边缘学科,他除了致力于教学和科研外,还自修了工程数学、高等动力学、非线性振动、电磁学等十多门课程。他还连续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关振动机械理论的学术论文,其中3篇论文还是国内外最先得出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