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做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学术报告,  在教学上以学生为主体

 印刷出版     |      2020-03-13 05:28

  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资深院士钱学森,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亲历亲为在航天事业上的卓著功勋,更体现在他为科学事业发展殚精竭虑、奉献一生的操劳中。  1955年至1964年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他对力学事业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牵挂于心。看到我校以钱令希院士为领军人的钟万勰教授等人取得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的问世,钱学森倍感欣慰。他还对我校系统论研究给予亲切关怀,与刘则渊教授通过信件进行学术交流,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推荐钱令希院士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

  1950年代末,我在高中读书时便知道了“钱学森”这个名字。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学历层次的渐次提高,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逐渐变得立体化了:他是一位冲破美国当政者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爱国科学家,是一位应用力学家、工程控制论创立者、火箭和导弹专家、航天工程权威。然而,求学时代绝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后辈能够在学术上同这位科学技术界泰斗发生某种间接乃至直接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先生开始将学术目光投向对科学技术的整体性、宏观性研究。1977年4月,钱学森先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做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学术报告。当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题摘要发表了这个报告。钱先生在这个报告中倡导研究和发展“科学的科学”。“科学的科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就是后来在中国迅速勃兴的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在这股对科学事业、科学活动、科学知识体系进行科学研究的潮流的影响下,我从大连工学院院部机关回归教师队伍,走进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领域,同时接受钱令希老师的委派参与大连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筹建工作。1980s至1990s,年过古稀的钱学森先生在科学技术的宏观研究方面进入活跃期和高产期。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目前可以检索到以钱学森为第一作者的这类文献,80年代有91篇,90年代有76篇。这些文献对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学科或科学部类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钱学森先生对于科学技术的宏观思考不仅成为我们教师讲授自然辩证法概论、科学学、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等相关课程的重要内容,而且引导我将学术研究方向由自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逐渐过渡到科学技术学、科学体系学和思维科学、交叉科学领域。  1981年3月至1982年7月,我在中共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习期间,有幸聆听了钱学森先生为党校三部学员所做的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这是我与这位笑吟吟的学界长者惟一的一次面对面接触。他说话声音柔和,语速不是很快,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这个学术报告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部分,是他对于科学技术体系研究的一些新颖见解,他独辟蹊径地提出将现代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六大部门。在报告后的提问交流环节,我提问的是有关科学知识体系的研究途径问题。他认为,要辩证发展地看待科学技术体系,中国学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基本运动形式的理论去建构现代科学的部门结构。正是在钱先生这个想法的诱导和激励下,我经历了大约10年的思考和不断修正,在1992年提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四面体塔杆式科学部类结构图式。  1984年6月,大连工学院成立社会科学系,我忝任分管科学研究和专业建设的副主任。建系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抉择发展走向,确定专业建设格局。基于“立足边缘,借力工科,文理融合,追求特色”的思路,我们设想创办一个能够充分利用工科院校已有优势、定向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社会工程专业。“社会工程”这个概念,是1979年我们最先在钱学森先生的《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经济管理》1979年第1期)一文中看到的,当时觉得很新鲜。有了创建社会工程专业的设想之后,我们立即想到了钱学森先生,决定征询他的意见和建议。于是,刘则渊老师和我联名写了一封信,于1984年10月7日连同《社会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一起寄给钱先生。当月下旬,我们收到了他的回信。当时一封平信从大连寄到北京,可能需要四五天时间,钱先生回信的落款日期是10月21日,这就意味着,他是在收到来信个把星期之后就给我们写了回信。从后来了解的情况我们得知,钱学森先生每天都要拆阅十几封甚至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凡是同他讨论或向他讨教学术问题的信件,他都要亲力亲为,自己写回信,书写信封这件事儿也从不用秘书和助手代劳。他写给我们的回信,使用印有“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字样的竖式信封,信纸是暗格白纸,用圆珠笔和蓝色复写纸一次书写两份,上面的一页自己留存,下面的一页寄给我们。他的信,整洁工整,字迹端正,没有修改之处。这说明,他在写信之前,对于自己所要阐述的观点、看法已经有了缜密的思考。他把每一封回信,都当作一篇文章、一页书稿来写。为了避免出现因回信较多而装错信封的尴尬事儿,钱先生特意在信纸的第一行写上了我们的通信地址。大科学家在小事情上竟做得如此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这是我们读了这封信之后的最大感慨。  钱学森先生在回信中对我们所构想的新专业设定了很具体的培养目标:“培养社会工程的专业大学生要做到:能运用系统工程及电子计算机(大型机,每秒百万次以上)定量地对社会经济问题做出方案,供领导决策;能听取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有经验的专家们的定性的各种意见,听得懂;并由此组成分析问题的模型。也就是在是专家,在他们不可能是专家,但能和行业专家们亲密合作。我以为这样就能明确学习的范围,订课程,而不至于太泛而无边。”在这封信的最后,钱先生还向我们提出到北京走访航天工程部信息控制研究所、聘请这个所的专家在学校兼课等具体建议。2001年11月,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钱学森先生的《创建系统学》一书,包括讲话篇、论文篇、书信篇三个部分。他写给我们的这封信,因为内容涉及系统学人才的培养问题而被收入该书,印在第324页上。从信中可以看出,对于培养社会管理人才,钱学森先生已经做过认真的思索。他的信,既有对培养目标的总体性把握,又有比较具体的新专业筹建思路。他虽然已经不在教育部门任职,但却仍然关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地思考着高素质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问题。对人才问题的关切之情,跃然纸上。  钱学森先生辞世后,他的秘书和助手涂元季回忆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钱老写信求教,他一律认认真真地回答,尽管他工作繁忙,但绝不慢待任何一个人。我们就是没有受到慢待的成千上万通信者中的两位。我们通过信件分享了钱先生的智慧。拿出25年前他写给我们的这封信,眼前浮现出他那永远笑吟吟的慈祥面孔,耳边响起他那京腔京味的磁性话音。此刻,我们心浪翻卷,思绪绵绵。我们将永远记住,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建树了彪炳千秋的科学伟业,留下了深邃厚重的思想财富。

  衡量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能否有一批高等院校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评价一所高校的先进与否,看师资队伍、学术氛围、科研产出、学科优势,更要看能否培育出一流的人才,特别是具有思辨意识和探索精神的创新型人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量”是基础,“特色”是导向,“创新”是核心,只有不断改革教育教学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搭建学生创新发展平台,才能以适宜的土壤和丰富养料为实现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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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质量,打牢创新人才成长的知识基础

  在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开幕式上,钱学森作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在会上致辞。他希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有冒险精神,“做事就会有风险,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必然会有未知的东西,不要怕,看错了赶快改就是了。”  鉴于我校力学研究在钱令希院士的领导下,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表现出了科技工作者应有的气魄和执着,他在会上说:“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向同志们推荐一位我认为最好的接我班的人? 当然,可以推荐的人很多,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钱令希教授。”  钱学森接着介绍钱令希说:“他在一九七八年力学规划会期间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他在报告开始时讲了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从牛棚里出来后,看看结构力学方面的期刊,都看不懂了,因为七十年代初,结构力学都用电子计算机了,不懂计算机就不能理解。’他说,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倚老卖老,过去是老结构力学,不管怎样还可以讲课;另一条路就是不服老,从头做起,学电子计算机,学计算数学,结合原来结构力学的基础,赶上现代结构力学的步伐。”  “他决定走第二条路,结果怎么样呢?他在大连工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搞计算机结构力学的班子,现在已成为研究所。我听了以后,确实感动,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力学工作者应有的骨气和实干精神,我作为个人推荐他为第二届的理事长。”  在这篇报告中,钱学森还指出:“我总在想,力学工作最后达到的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准确的数学模型,用电子计算机最后得出答案,提供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从现在看,是能做到的,比如结构力学的最优化设计。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简单的。关于这个问题,钱令希同志在《力学与实践》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他谈到了如何建立数学模型。我们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有了计算机,计算力学就有了可能,这是最经济、最省钱,效率最高的……”  钱学森亲笔致函称赞钟万勰立了大功

  遵循人才成长由低向高,由初级向高级这样一种发展轨迹,必须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以期实现由量变向质变的提升。一所高校,只有树立“大质量观”,重视本科教育教学,才能为创新人才的成长筑牢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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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上以学生为主体,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传统的本科教学由于在招生时就已设定了具体学科专业,因此存在学习内容相对狭隘,学生自主选择度不够等弊端。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不广,创新能力不强,日后很难较快适应不同岗位的需求。改变这一教学格局,需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以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为依据,设计保障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的教学制度与方法,给予他们在学习中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高校必须根据国家专业目录调整专业布局,在本科生招生中按照学科大类或者文理科大类(而非具体专业)进行招生,学生通过大类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后能够自主选择专业,实现把“学习的自主权交给学生”的培养理念,最大可能地提升学生学习的自由度,为学生搭建更为优越宽松的成长平台。近年来,东北大学在专业平台课建设方面,探索将公共基础课程、部分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按学科专业大类设置,专业基础及专业课程按宽口径原则设置,以进一步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面向;在课程体系和结构调整方面,增设学科前沿性和综合性的课程,通过设置新知识课群、专题选修课群、适度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比例等方式,突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向的机会。

  1995年11月23日,钟万勰院士将近著《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寄给了钱学森。一个多星期后,钱学森在12月3日亲笔回函钟万勰,表示感谢。在函中对钟万勰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信中写道:“我非常感谢您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寄来的11月23日信及赐尊作《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  “我已长期未做弹性力学工作了,但过去做板壳的工程计算时,深感用什么方法必须结合计算来设计。那时求解要靠已有的各类函数数据表,所以,只能用Timoshenko的那套方法。在50年代,电子计算机兴起,我也意识到要革新了;但我没有能做具体工作,空谈而已!今天看到您的书,是您使弹性力学的工程计算体系适应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要求,真是立了大功了!可喜可庆!”  钟万勰院士的《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和他2002年出版的《应用力学对偶体系》两部力学专著,钟万勰戏称是他“20年磨出的雌雄双剑”。这两部力学专著给国际力学领域带来划时代变革。《弹性力学求解新体系》的理论在国际上是首创,它一反传统弹性力学求解方法,建立了新的求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系列问题都可以用同一套理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方法计算方便,在电子计算机上更是得心应手。在2002年维也纳第五届国际计算力学学会的学术大会上,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会上,钟万勰院士有关这一学术报告赢得了满堂喝彩。  与刘则渊教授15封信件的学术交流  刘则渊教授说,钱老无论是在做学问还是做人上均堪称世人典范,与钱老的沟通让他受益终生。  刘则渊给钱学森写的第一封信是在1982年3月。邀请钱学森参加在大连举办有关系统方法学术研讨会。不久,刘则渊就收到了来自钱学森的第一封亲笔信。虽然没有能邀请他来参加会议,但能收到回信让刘则渊非常激动,信中字里行间表现出钱学森的平易近人,鼓励刘则渊开始了与钱学森的“笔友”之路。  后来两人在系统论研究中,多有探讨,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钱学森总是在鼓励刘则渊“放手干吧!……不必争了,总之,我在做学问这个问题上,是主张单刀直入、直言不讳的,当然,在人的关系上,不要剑拔弩张,可以求同存异……”  刘则渊说,钱老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学者。刘则渊曾建议钱老把他的文章结集出版,钱学森却说:“我对那种‘大力宣扬一番’的学风颇为反感,几年来出版社同志多次向我提出过出集子的事,我都婉谢了,这次也婉谢吧。”  尺牍虽短,情谊深长;刘则渊通过经常与钱学森通信点评彼此的文章,建立了友谊。刘则渊对钱老作为一名著名科学家的谦虚、平易近人深有所感,钱老深切关心、鼓励科研人员的成长影响着刘则渊日后科研教学中对年轻同志的培养。

  在办学上以教师为主体,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保障教学质量。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永恒使命。大学只有在办学上以教师为主体,实现“学者优先”,使每位教师真正心无旁骛地育人才、做学问,才能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创造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学者优先,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让学者拥有教学管理、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自主和优先权力。这是提升学术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健全考核评价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学者优先的地位,满足教师自身的需要,把强烈的责任感转化为教学的内驱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教师教学咨询制度,改进教学方法,激发教学热情;要通过优质教学资源建设计划,支持教师出版一批学术质量优、填补学科空白、反映学科前沿的精品教材,支持出版国家级、省部级、院校级精品课程的配套教材,凝练教学方向,积累教学经验,展示教学成果。学校经过对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权威地位和指导作用,以学术水平的高低作为委员选聘的重要衡量标准。2012年起,除分管工作的副校长外,学校领导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优先推荐并选聘不兼任中层正职及以上干部职务的专任教师担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此来充分体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相互支撑,强化“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在资源配置上以学生为中心,强化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需求。只有满足了受教育者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需求,才能保证高等教育所“产出”的“人才质量”。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伴随着学生入学率的大幅提高、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高校学生的教育资源被“稀释”,导致教学和科研水平呈现不均衡发展。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须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和利益出发,从入学到毕业,全程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以满足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向学生配置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让每名学生都能享受到一流的教学资源。”是学校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在此理念统领下,学校不断整合校内外、国内外一流的教育资源,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例如,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实验室的资源优势,建设大学生创新基地,为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创新性实验科研活动提供研究平台。同时,为最大限度挖掘现有教师资源,学校规定各学院必须由资深教授组成课题组授课,并设立首席讲课负责人,开设学科前沿知识系列讲座课程。学校的院士、教授等名师均积极响应,以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为本科生授课,同时还担任相关专业学生的班导师,利用业余时间深入班级,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直接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为学生健康成长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