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城市设计不独有是建筑外观的兼顾,把新加坡数学教学的

 印刷出版     |      2020-05-07 04:57

  全套包含36种教材、教参、练习册的《真正上海数学》,在“舶去”英国之后,近日又在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亮相。系列教材的封面上都印着国宝熊猫,而其“原版”正是名为《数学》的沪上小学教材。为何要加上“真正(REAL)”二字?翻译团队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初等教育系黄兴丰透露,中国人的老字号常以“真”或“正”起首,加上“真正”是为区别于之前上海传至英国的教辅类图书。  英国教育界将上海数学教育经验总结为“上海掌握数学模式”,这一学年也是我国中小学教材第一次成系统、大规模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那么,上海的数学教育,与外埠相比有何不同?到底为啥强?吸收了国外数学教育良方  中国上海教材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教材启用十多年了,却一直在提升质量。在黄兴丰看来,与英国等国由出版社各自牵头编写教材的机制不同,上海《数学》教材由政府牵头,委托上海师大、华东师大等,遴选中小学教研员、高校学者等专家编写,并组织第三方专家评审,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用过程中,各个学校教师接受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反馈,进行相应修正与调整。因此,上海数学教材从编到用保持着唯一性、一致性。而在其他国家,大多是多部教材并存,各个学校自选。比如英国各个城市教材不同,各个学校教材也不同。在英国,《真正上海数学》也是“可选项”之一,在其自有的课程标准与体系框架下,供全英所有适用的中小学校参考使用。  其实,《真正上海数学》本身也吸收了国外数学教育的良方。据了解,《数学》教材的重要编写者黄建宏老师,早年留学德国,对国外数学教法有所借鉴。黄兴丰就观察到这套教材的“亦中亦西”,比如“数射线”在一年级教材中就引入了,这在其他地方教材中极为少见。原因在于,类似直尺上的“数列直线”,能让小学生直观、可感地掌握加法,把抽象性变成可视化。在英方教师反馈中,他们也发现了这一西方元素,并乐于接受。从拼图接龙到计算连连看,包含多种快乐元素的英国数学教育,同样对上海有启发意义。黄兴丰展示了英国中小学使用“学具”的资料照片,一套套五颜六色的积木式教具,可以拼搭、可以插拔,随之形成一行数列,在学生动手游戏中,掌握奇数、偶数等多种数学概念。  事实上,上海数学老师在英国上课期间发现,英国课堂的数学教具数字化程度高,例如尺规作图时,英国老师不需要使用三角尺和圆规,直接应用电子尺规做出完美的图形,应用几何画板、数学图形计算器、软件设计等,帮助学生加深对分数、几何、统计学等的理解。此外,教师常用一套扑克牌来教学,譬如将勾股定理印在一张牌上。“在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不使其失去学习兴趣,这对于数学很重要。”黄兴丰目前正与英国高校出版社深度接触,因为他们开发的教具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系列,分别适用于4到12岁不同学段的学生,值得上海数学互学互鉴。留给一线教师的发挥空间大  海纳百川、广泛汲取,精细研究、实践融合,在海派文化影响下的数学课堂教学,既强调基本概念和技能的多角度理解,又强调有效的师生和生生互动。  11月,作为我国与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首个教师互派交流项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将迎来第5批来沪英国老师,这次的参加范围从小学师资扩充到初中师资。而明年初,又一批上海数学教师将“回访”,再次走进英伦课堂执教。  华东师大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青年数学教师朱振环,两次参加中英数学教学交流项目。交流过程中,朱振环与当地教师一起,把上海数学教学的“小步子”原汁原味带到英国。他认为,上海数学教学注重层层递进,步子很小,但挖得很深;英国教学跨度大,但可能还不够深入。大宁国际小学90后青年教师陈铸辉,第一批参加中英数学教学交流项目。“我们学校在课堂上注重鼓励学生多提问,而英国学生确实也很自信。”如《平行四边形》是小学数学图形与几何教学中的难点,课堂上,陈铸辉通过设计丰富而巧妙的学具,让学生动手摆一摆、说一说;通过层层递进的探究活动,鼓励学生用iPad进行操作、互动答题,教师则及时通过网络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了解学生学习状态,针对性进行教学指导。  “《真正上海数学》从教材上看来是简单的,只给出了教与学要点。”黄兴丰表示,但它留给一线教师的发挥空间很大,甚至可以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明白了“学什么”“怎么学”  相对于国外学校教育,中国上海教师花在教材和课堂以外的功夫,可谓独有其功。对比可见,在英国等国教师“包班制”的小班模式下,特定教师只负责一个班级的所有科目教学。他们了解本班每一个学生,按不同学习程度实行分层分组教学。而在上海,采用整班教学,由多名专任数学教师走班。教学强调全班共同进步,教师有更多时间研究教材教法,也促进了班与班、年级与年级之间的教研协作。  “如果说上海数学教学实践有条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从1998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二期课改。上海由此弄明白了数学 ‘学什么’和‘怎么学’两个根本问题,课程、教学、评价、教研形成合力,走出一条数学教育特色之路。”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说,数学课程改革的有序推进,依靠的就是市、区、校三级教研机制产生的合力,课程标准研读、教材教法分析、课题或项目研究等,已成为市区校教研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新设立的华东师大亚洲数学教育中心,数学老教师、上海市首届教育功臣顾泠沅认为,上海在长期数学基础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数学教师专业发展“上海范例”。这位华东师大数学科学学院荣誉教授表示,数十年来的数学教研进程,支撑着数学基础教育的提升,“从层层推进的变式教学,到行动为本的教研路线,上海数学教育正在走向‘循环实证’。”到2020年,上海将主办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数学教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正持续提升。

  中国建设报10月26日讯“世界城市日”自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之日设立至今,已走过7个春秋,成为国际社会宣传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共同探讨构建宜居和谐城市、应对城镇化带来的各类挑战的重要平台。广东省将“世界城市日”主题宗旨全面贯彻于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实现创新城市治理、推进绿色发展、改善人居环境等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世界城市日”到来之际,笔者就广东城市设计工作专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孙一民。 ◤城市设计 共创宜居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开展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又称都市设计,很多设计师对其定义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现在普遍接受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面貌、城镇功能,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门学科。相对于城市规划的抽象性和数据化,城市设计更具有具体性和图形化。城市设计的复杂性在于其以城市的实体安排与居民的社会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为重点,通过对物质空间及景观标志的处理,创造一种物质环境,既能使居民感到愉快,又能激励其社区精神,并且能够带来整个城市范围内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巨大进展,城乡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城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前沿阵地,成为改革和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成为越来越多的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自设立以来,“世界城市日”对城市设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15“世界城市日”的主题就是“城市设计、共创宜居”。我国也在不断加强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不断提高城市设计水平,统筹建筑布局,协调城市景观,在城市设计中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城市设计 创新引领可持续   如今,城市建设越来越注重人文氛围和绿色发展。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城市建筑文化缺失、“千城一面”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此曾做出批示,要求下决心进行治理,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让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城市设计就是解决“千城一面”的有效途径之一。孙一民教授认为:“城市设计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其创新性尤为重要。”   造成建筑文化迷失、历史文化遗失、城市风貌缺失的原因,包括决策机制、公众审美、文化思潮、设计市场管理等多方面。其中,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领域存在3个问题:一是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缺少有效指导,二是城市规划对空间形态缺乏整体安排,三是城市设计的落地实施缺少法定手段。   孙一民认为,城市规划工作的核心在于战略与发展,各种城市规划编制的目的是为城市建设规定出底线,从而避免坏的情况出现。而城市设计的核心是不断反思、优化、调整,其过程就是逐步寻优的过程,因此确保正确的价值观尤为重要。城市设计强调公平性,注重维护公共利益和环境效益。   孙一民介绍说,城市设计是城市进一步精细化管理、制度创新和成果创新的机会,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城市数量多、差异大,很多地方对城市设计工作缺乏经验。为此,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选择有条件的城市开展试点,因地制宜开展城市设计,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工作积累经验,提高各地城市设计水平。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将北京等20个城市列为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的通知》,将北京、哈尔滨、玉溪等20个城市列为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通知》明确,城市设计试点工作自2017年2月开始,时间为2年,将重点围绕创新城市设计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障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的目标,探索适用的城市设计技术路径,保证城市设计科学、合理、好用、适用。通过探索城市设计,精细化管理城市各类空间,保护城市历史格局,延续城市文脉。提高城市质量。结合城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城市设计工作,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促进城市转型发展,提高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 ◤城市设计 凸显岭南风情   近代岭南地区城市经过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具有城市设计价值的新的城市建筑形态。比如,从广州乃至任何一个珠三角的小城市,都可以看到遍布的骑楼街。骑楼代表了现代城市建筑的转型,代表了尊重气候,同时也满足了现代城市商业生活的需求,留下了珍贵的都市遗产。中山市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对孙文西路骑楼街进行了改造,孙文西路作为旧城区的核心和精华所在,其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条路的成功也改变了整个珠三角地区城市对旧街区的态度。   现代城市规划带来的功能分区等理念看似合理,但也让所有问题集中体现。对于城市而言,单有规划是不够的,原有的规划体系中所谓的“规划”不足以将城市未来导向一种充满活力的状态。现代生活需要的是细心经营与建设,即城市设计:精细化的设计与营建。优秀的城市设计可以管控城市风貌,并适应未来城市管理的变化。城市营建需要从“粗放”走向“精明”,走“精明设计”的途径。   孙一民提到了琶洲的精细化设计,琶洲的街区网格是根据可能的开发规模、结合特定建筑形态研究确定的小型街区,“紧凑都市、可步行的小尺度街区、连续的街道与广场”成为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试图打造的氛围。   孙一民说,琶洲A区总体原则上紧凑、精明、循序渐进的发展,把高效公共交通提到很高的地位,紧密利用,地铁相对均匀分布,同时把沿江有轨电车线做了新的规划。以后海珠岛的有轨电车不只是目前的观光作用,而是真正起到公交作用,有轨电车将从现在沿着江走拐进琶洲A区,即电商总部区。现在有轨电车已经是先进技术,可以做到轨道和路面平行,可以走轨道也可以走汽车。   琶洲岛位于海珠区东北部,四面环水,北为珠江,南为黄埔涌。琶洲与珠江新城、国际金融城共同组成华南金核,是广州最具活力、动力和美丽的经济引擎,将带动其他功能区快速发展,引领广州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 ◤城市设计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今年“世界城市日”的主题为“城市治理,开放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就处于一个开放创新的最佳时期。孙一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大,积极作用强,粤港澳城市协调发展首先要从战略规划角度,突破城市单独发展的规划,而城市设计层面的研究与控制则是下一步湾区建设上突破以往城市建设模式的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要变成在圆桌上讨论问题,不能以个别城市发展为核心,要以湾区共同的利益为核心。城市建设要加强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同时不能损害其他城市的利益。孙一民以垃圾处理问题为例说,如今城市的垃圾处理地都建在城市边缘,乡村的垃圾处理地都建在乡村边缘,如此使得各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垃圾堆积,影响其他城市和乡村。这样不但不能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还造成了整体利益的损害。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设计需要根据地区情况进行,首先是处理好和土地的关系,要尊重和寻找规律,例如地基是否适合建设、气候适合怎样的建筑等。珠三角地区处于广水冲刷的地理位置,水系纵横,因此城市设计不只是建筑外观的设计,更要考虑水文地质条件是否适合大湾区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设计要结合气候、海平面上升等自然问题,使城市设计适应自然环境,将自然环境融入城市设计。   孙一民还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设计要结合管理,避免粗放型土地浪费,发展小街区、增加路网密度、节约土地资源,以价值观影响城市设计,以城市精细型设计修正粗放型规划。 ◤城市设计 优化体育建筑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众多城市在诸多经济发展诱因的刺激下,迅速生长着“新器官”——城市新区,以求不断增强自身参与竞争的“体质”,建设体育中心正是其中重要的动力源之一。通过体育中心的建设,以城市发展的新起点及城市形象的新亮点带动新城区的加速建设,对城市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诸如其活力长期不足等后续使用问题。   作为体育建筑博士,孙一民将建筑与艺术结合,将节能可持续的理念贯穿于他最擅长的体育建筑设计中。他对体育建筑的研究,始终坚持与工程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同时也非常重视体育场馆在赛后的循环利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摔跤馆以及奥运羽毛球馆的设计、2010年广州亚运会游泳跳水馆和南沙体育馆的设计等。相比于怎样呈现恢弘气派的体育场馆,孙一民更加关注的是减少场馆的能耗以及赛后的循环利用,坚持理性和功能实用、遵循“节俭、节能、环保”的原则,以人为本,做足建筑多功能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文章。   在广州亚运会游泳跳水馆设计中,孙一民提取出湿热多雨气候的广州色调,蓝白相间用作主体建筑颜色,质感刚柔交互,造型螺旋流动,隐喻了广州“云山珠水”的城市地理特征,结合建筑朝向,满足建筑内部空间高度、采光通风、建筑节能及合理布置设备管道的需求。   体育建筑是公共场所,城市设计理念在体育建筑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不管项目大小,孙一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初心,在“技术理性”的道路上持之以恒。他关心的是如何精明、科学地建设体育建筑,并且他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场馆内部扩展到场馆与周围建筑、与城市环境的有机结合。 孙一民   孙一民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及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系列的国家级教学名师。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上世纪80年代师从梅季魁教授,1991年博士毕业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专注体育建筑为代表的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城市设计研究与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成果。   2004年以来,以孙一民为主要创作者和技术负责人的团队主持完成一系列大型国际体育场馆工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举取得摔跤馆、羽毛球馆两个工程的设计权,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作出了贡献;2010年广州亚运会,主持游泳跳水馆、武术馆、柔道馆3项工程设计;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持宝安体育场设计,同时主持中心场馆的设计咨询工作。此外还先后完成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海上运动基地以及广东佛山体育中心、广东江门体育中心、安徽淮安体育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体育馆、武汉大学体育馆、中南大学体育馆等30多项各类型体育建筑工程。   国际体育及休闲建筑系列奖项由国际体育与休闲建筑协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评选。2009年以来,孙一民主持的工程先后获得国际体育及休闲建筑系列奖项金奖、银奖、铜奖及杰出功勋奖,其中奥运摔跤馆、亚运武术馆分别是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工程项目中惟一的中国建筑师的自主创新成果,在国际上展示了中国建筑师的体育建筑成果与水平。   在工程科学研究方面,孙一民兼任我国惟一的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可持续的体育建筑设计策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可持续性的大型公共建筑决策与设计研究”,也曾多次参编学术杂志的体育建筑专刊,参与国家和地方大型体育建筑工程的论证、评审、咨询工作,体育建筑国际合作研究也取得初步进展,系列体育建筑性能化设计研究文章在国际发表引起关注,先后获得教育部及省级奖励30余项。   推进体育建筑可持续发展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体育建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实工程实践的运用,扩大社会经济效益,体育建筑研究和奥运场馆科技创新获得华夏建设科技进步二等奖、 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或参加的编著工作有:主持撰写《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三版)》体育建筑“体育中心”、“游泳馆建筑”、“ 自行车赛场”等条目,主持编制《亚运工程规划建设总指引》、“亚运会场馆规划的可持续发展研究”、“CBA第一馆的可行性研究”,协助中国篮球协会主审出版篮球馆安全标准,协助深圳市政府为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心场馆大型建设科学决策。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锡兰(今斯里兰卡)曾经在科伦坡组织了一次六国会议,试图促成冲突双方展开直接谈判。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针对六国会议的应变,学术界有着两极化的评价: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在会议上完全受制于印度;国内学者则普遍认为中国的处置可圈可点,俨然成了一桩难解的公案。不过,结合近年公布的新材料,以及当时舆论的报道,有理由相信,历史的真实面相要比目前的认知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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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瑞哲 许沁

1962年11月3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国际舆论当时普遍认为中印冲突的走向,将取决于毛泽东与尼赫鲁的博弈。

来源|解放日报

抢占先机

编辑|吴潇岚

  1962年10月20日,中国发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外交形势颇为紧张:作为当时两大强权的美国和苏联都作出偏袒印度的表态;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更是异常活跃,不但积极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还考虑派遣军事顾问团相助;连原本反对“麦克马洪线”的台湾当局,也频频向印度示好,企图拉拢其加入“反共战线”。

  事实上,中国对于这种困难局面,早有估计。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边界形势时,便表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可见,毛泽东认为打破外交孤立的办法就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如何才能争取到这种支持呢?据时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张彤回忆,毛泽东考虑到“美国、苏联要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叫嚷,而且也可能造成一些亚非国家的误解和疑虑”,所以决定在自卫反击打响后,中国军队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后,只打到喜马拉雅山脚即停止前进,然后“主动撤退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周恩来后来对此概括道:“我们付了血的代价是为了争取人心。”

  果不其然,中国发动大规模反击后,迅速引起亚非国家、尤其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强烈关注。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2月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退出后,埃及仍沿用这一名称)、坦桑尼亚先后向中国施压,前者要求立即撤军,后者建议由一个“三国委员会”调查中印边界。有见及此,周恩来于11月15日主动向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发出公开信,将中印边界冲突的缘由以及中国的主张告知各国,并表示:“中国政府热烈欢迎并且衷心感谢友好的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推动中印双方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的公正努力。”这一表态透露出中国当时的复杂取态:一方面尽力争取亚非国家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对第三方的介入保持警觉,确保其扮演的是调解者而非仲裁者的角色。

  11月18日,此前一直保持强硬态度的尼赫鲁在发表国内讲话时,忽然一改口风,声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毛泽东得悉后,判断此举意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遂决定先发制人。19日晚,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提议正在日本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回国途中能来北京一趟,商谈中印边界问题”,周恩来还透露“想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11月20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在中印边界全线单方面停火,并逐步将中国军队撤退至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

  11月21日凌晨,周恩来再度约见苏卡尼,表示停火撤军的决定已经顺应亚非国家的要求,希望印尼能够抓住这一良机进行斡旋。就在当天,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周恩来提出,由几个与中印两国均保持友好关系的亚非国家举行会议,磋商促进中印和解的办法。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周恩来的赞同,称之为“建设性倡议”。

  11月24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表示,当前的外交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第一,从各国政府的表态来看,有33个国家立场倾向中国或者保持中立,公开支持印度的则有50个国家,与1959年中印第一次边界冲突时相比,已经摆脱了被孤立的困难局面;第二,中国宣布撤退至实际控制线以后20公里,此举令中国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有利于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前:“我们后撤,它不后撤,在全世界面前,它就更输理了,我们就更有理了……现在亚洲、非洲的舆论,已经多数主张中印直接谈判,又有一部分主张开会。它如果拒绝谈判,又前进,它就更被动了。”

  基于这种乐观的判断,中国积极响应由锡兰召集印尼、阿联、加纳、柬埔寨、缅甸组成的六国会议。12月3日,周恩来会见即将前往科伦坡出席六国会议的苏卡尼时,表示:“现在是友好国家做工作的时候……科伦坡会议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以呼吁印度正式停火,双方设立隔离地带,可以促成中印直接谈判。”

  为了抢占先机,周恩来更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为特使,赶在六国会议开幕前,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各国领导人。黄镇此行十分顺利,先后与5位总统,4位总理,7位外长和大使进行会谈,其中缅甸领导人奈温将军、印尼总统苏加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均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回国前,黄镇还委派张彤以及驻锡兰大使谢克西作为观察员,留守科伦坡密切关注会议进展。鉴于中国对会议的大力支持,东道主锡兰的舆论甚至称,周恩来已经占得“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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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万隆会议时的(左起)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这五人后来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五巨头”,其中四人参与了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调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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